一组民国内蒙古老照片，可见富人与穷人不一样的生活。
民国时期（1912–1949年），内蒙古地区的贫富差距显著，且呈现出区域差异大、民族与阶层分化明显、经济结构转型加剧不平等等特点。可被形象地比喻为同一片草原上的“两个季节”。
一方面，王公贵族与上层阶级的生活如同“盛夏的丰美牧场”。他们承袭清朝以来的特权，占有广袤草场与大量牲畜，享受着中央政府或地方势力的俸禄与赏赐，其财富与权势稳固如山，生活方式奢华，宛如水草丰沛、阳光明媚的盛夏草原，自成一片独立而优越的生态圈。
另一方面，广大牧民与底层民众的境遇则似“凛冬的苦寒戈壁”。他们承受着沉重的税负、劳役，以及自然经济的脆弱性，常因天灾、疫病或经济盘剥而陷入贫困。其生活困苦，生存艰难，如同冬季荒芜、寒风刺骨的戈壁，资源匮乏且前景黯淡。
民国时期（1912–1949年），内蒙古地区的穷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群体，其贫困状况由自然条件、社会制度、战乱灾荒和民族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：
贫困牧民：多数蒙古族牧民生活极度简朴，依赖牛羊为生，但常因干旱、雪灾、疫病导致牲畜大量死亡，陷入饥荒。他们居住在蒙古包中，燃料多用牛粪，衣物破旧，医疗匮乏。
破产农民（走西口移民）：大量来自山西、陕西等地的汉族贫苦农民“走西口”到内蒙古西部垦荒，虽开渠引黄（如杨米仓家族），但仍常遭旱灾、水灾、兵匪劫掠，收成无保障，不少人卖儿鬻女求生。
城市底层劳工与小贩：在归绥（今呼和浩特）、包头等城镇，有大量人力车夫、小商贩、苦力等，收入微薄，难以维持基本温饱。
没落贵族与旗人后裔：清亡后，部分满族、蒙古族贵族失去俸禄和土地，又缺乏谋生技能，迅速沦为穷人，甚至被迫从事低贱职业。
灾民与流民：1928–1930年北方大饥荒及1936年前后绥远地区连年灾荒（旱、震、洪、霜、匪），导致数十万人饿死或逃亡，大量灾民沿路乞讨、卖妻鬻子。
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富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群体：蒙古王公贵族、地方军政要员、新兴商人、大地主及部分民族资本家。根据公开资料，可归纳出以下代表性人物：
一、蒙古王公贵族（世袭贵族）
阿拉善亲王塔旺布里甲拉（“塔王”）与达理扎雅（“达王”）：作为清代延续下来的世袭王公，民国时期仍保有封地、属民和王府，属内蒙古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贵族。
其他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的王爷：如科尔沁、鄂尔多斯等地的蒙古王公，凭借世袭特权、土地和属民维持巨额财富。
二、地方政商精英
扬子彬（赤峰）：民国年间赤峰首富，长期担任商会会长，掌控“中和粮店”，在粮油贸易中暴富，并代理县知事，兼具政商双重身份。
覃锡树（包头）：皮毛商人，1930–1940年代任广恒西皮毛店经理，1950年当选包头商务会理事长，是绥远地区知名民族资本家。
三、新兴地主与实业家
白老生（固阳）：从山西逃荒者成长为“后山首富”，拥有土地5000余亩、牲畜数千头，并在归绥开设商号，年利润达两万现大洋。
韩根宝（固阳）：白老生女婿，通过囤积粮食、低价收购灾民牲畜等方式积累财富，1930年代拥有羊3000余只、牛马骆驼数百头，以“装穷”著称。
孟纯（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）：出身富裕蒙古族家庭，家中有170多亩水浇地，虽投身革命，但其家庭背景属地方大户。
四、商帮代表（绥商）
大盛魁商号相关人士：作为清代以来最大的旅蒙商号，其东家和掌柜在民国初期仍控制庞大贸易网络，虽1920年代后因外蒙排华遭受重创，但此前为绥远最富有的商业集团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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