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蒋军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一直说该兵团司令是个外行，在《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》更是毫不客气说“黄维性情孤僻、严峻寡恩”。
有人开玩笑说杨伯涛被俘后每天必做的三件事就是“吃饭、睡觉、骂黄维”，这当然是个玩笑，因为杨伯涛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，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写的《美军战术之研究》，也颇有借鉴意义。
军长杨伯涛骂兵团司令黄维，十八军也有人骂杨伯涛，比如1966年第六批特赦的原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的儿子方知今，就在《今是昨非见肝胆——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方靖亲历纪实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）中讲述了方靖原部下刘占德对方靖说的一番话：“我当了十二兵团的少将高参，分配在十八军服务，是双堆集一战被俘的。（方靖插话：十八军是辞公一手缔造的，号称王牌之师,不料竞会失败得这样快！）也怪黄维把这样好的部队交给杨伯涛。无论经验或资历他都不够，才当十六天军长就把一个好好的部队断送了！”
刘占德为什么说杨伯涛只当了十六天军长，以及那十六天是从哪一天开始，这其实都不重要，黄维和杨伯涛恩怨纠葛一生，临终仍不能释怀，这只是当年国民党将领鸡争狗斗的一个缩影而已，咱们今天要聊的，是那些高级将领在被俘后和特赦后吃饭时的一些“趣事”——从这些“趣事”中，我们也能看出这帮人根本就没有半点袍泽之谊。
沈醉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对方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：“我和他同组有两三个月，他从来不批评人，遇到别人挨批，甚至同组的黄维还在想学文天祥的时候，在组内以及全体都来批判黄维这种‘文天祥思想’时，他也没有发言批评过。如果不是因为他怕别人说他袒护‘老长官’，他可能还会调解和稀泥。在陈诚系中，他是属于稳健派中的老好人。”
沈醉说黄维是方靖“老长官”，可能是因为方靖还当过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营长、第十一师六十二团团长，黄维则当过第十一师第三十一旅旅长、第十一师师长、第十八军副军长、第十八军军长——黄维出任以十八军为骨干的第十二兵团司令，也算“回家”了。
方靖确实是个老好人，他在刘占德抱怨杨伯涛的时候，也讲了“公道话”：“怎么能怪杨伯涛呢？杜聿明、廖耀湘、王耀武这些不都是党国的名将吗？他们不都失败了吗？我算领教解放军的战术高明了，不服气是不行的！”
方靖是在湖北荆门被俘的，跟其他战犯一样，他一开始并没有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而是在开封和武汉都住过，在武汉刘家花园学习改造期间，与方靖同一宿舍的是第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、第三兵团司令张淦、第八兵团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十五军副军长及第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、湘桂黔护路司令莫德宏（方靖称其为“运输司令”）、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。
有史料说莫德宏病逝于1951年，那肯定是不准确的，因为1953年12月26日那场丰盛宴席，莫德宏是参加了的，而且那顿饭吃得也十分搞笑，方靖的回忆更是有趣。
那一天他们六个中将刚走进食堂，就吓了一跳：一桌丰盛筵席，有整鸡、整鸭、整蹄膀（肘子）、全头尾鱼！
虽然高级战犯的伙食还算不错，但这样大鱼大肉摆上来，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“送行酒”、“断头饭”，管理人员一再解释这是“改善生活嘛”，他们还是不敢相信。
尽管心有忧惧，但他们还是老习惯不改：“刘嘉树第一个朝桌子走过去，尚未落坐，却先将一海碗红烧蹄膀端到他面前。张淦不甘示弱，他一进入‘阵地’便包围了那一海碗红烧鸡！剩下那四个，这才发现‘军情紧急’，蜂拥而上——大个子米文和毕竞占优势，他抢了那碗鸭子，并顺手将一盘鱼推给了方靖，因为他与方靖有‘开封之谊’，所以处处互相照顾，现在他们俩分享鸭和鱼。莫德宏和张文鸿只好把几盘炒菜端到面前。”
打仗的时候不肯互相救援，分享美食更是不可能的，刘嘉树和张淦不用筷子，张开双手就抓，张淦更是精明：“扯下两只鸡腿，左右开弓，然后撕翅膀，吃脯肉，啄鸡脖，砸鸡脑，啃鸡脚，把最肥美的一块鸡屁股留到最后，放在嘴里细嚼慢咽，真是回味无穷！刘嘉树一阵‘猛打猛冲’，足有四、五斤重的一只蹄膀，转眼就被他消灭干净。”
六个中将疯狂抢食，管理人员端着面条送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撑得翻白眼，但还是拿起碗来“继续战斗”，结果是那一晚刘嘉树上了八次厕所，还拉了一裤子——刘嘉树拉裤子，可不是笔者杜撰，而是方靖亲口讲述的。
刘嘉树上厕所闹出的笑话足有一箩筐，沈醉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还绘声绘色地讲述过“刘嘉树夜半上厕遇女鬼，几乎吓昏”的故事，沈醉因为广泛传播鬼故事，还被小组开会批评过，方靖也在那个小组：“平日一向爱和稀泥的方靖突然发言，说我是‘大帽子底下开小差’，我一看是这位仁兄，立刻联想到我常和他开玩笑，想借此整我一下。”
方靖小小地“报复”沈醉一下无伤大雅，沈醉也巧妙地化解，他们在特赦后又同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工作，从“同学”又变成了同事，关系依然相当好：“方靖不但是为人之祖，而且已四代同堂。我也是为人之祖的人，再也不会和过去一样去和他认‘同麻（两人脸上都有麻点）’，而是和别人一样，看到他的时候，总是客客气气地叫他一声：‘方老，您好！’”
沈醉特赦后有“进去”一段时间，方靖则跟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牟中珩、江阴要塞中将司令孔庆桂、第三军中将副军长杨光钰、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李佩青一起，搬到了政协礼堂对过的锦什坊街家属宿舍，虽然他们当时的工资已经极高，但却没有半点“共产”意识，也全无同学、袍泽之谊：“一些生活必需用品，诸如碗筷、面盆、暖壶。痰孟等等之类的东西，都得逐一添制。由于无长期打算，能共用的、公用的，都摊钱购买，做到了分文不让。尔后他们又感到共用、公用不便，必须每人各备一份，在处理旧物及作价问题上，斤斤计较得令人难以置信，完全抛弃了‘将军风度’，活象一撮小市侩。”
他们在蒋家王朝勾心斗角，经过十多年的学习改造，有些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很难改掉，尤其是中午不回家，要在办公室做午饭，矛盾就更激化了：五个人在两间办公室，却只有一个炉子可以做饭——他们是可以去食堂吃饭的，食堂的饭菜对普通人来说是难得的美食，但对他们这些工资很高的人来说，还真有点吃不惯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元工资，天天吃肉都吃不完）。
笔者上班的时候，中午也在办公室做过饭，但都是同事们轮流带食材，而且都想带得比别人好一些，做好了大家一起吃，大领导不来，还能悄悄喝两杯。
能在一个锅里搅马勺，那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但这五位前国民党高官，却是另一番景象：“五个人各做各的，却用一个炉子，这就发生谁先做谁后做的问题了。孔庆桂声明：‘我要先做，因为我是长期病号。在秦城是受优待的，在这里也应该受到优待。’李佩青反对：‘老孔处处拔尖，是军阀思想残余！’孔马上反攻：‘你动不动就扣帽子，是党棍作风的具体表现！’”
被俘前勾心斗角，改造期间针锋相对，都当文史专员了，还是互不相让，好不容易争论出结果，孔庆桂先做（第一批空军飞行员，抗战有功），然后依次是杨光钰（两条假腿）、方靖、牟中珩，李佩青是五人组长，只能排在最后。
做饭从十一点开始，孔庆桂比较讲究吃喝，每顿都要做好几个菜，这样轮到李佩青的时候，就已经一点多了。
笔者实在想不出来，这五个口袋里钱都花不完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、高级官员，是怎么在自己做好之后，在其他四人注视下安然享用而不分给别人一筷子的。
李佩青是组长，只能最后一个做饭，时间长了也就恼了，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：“跑去买了两斤骆驼肉，切成大块，吃过早饭就放在炉子上炖，一直炖到中午也没有烂，使下面几个人都无法做饭。”
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；做自己的饭，让别人无饭可做。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些战犯被俘前，或者学习改造期间，或许还不太令人惊讶，但他们已经特赦当了文史专员，拿着比一般干部都高的工资，在吃饭的时候还是这般绞尽脑汁，就实在是太有意思了。
方靖是个“老实人”，就这样一个老实人，混在那些前国民党高官中，也是未能免俗，读者诸君看了方靖先生亲身经历的这些“趣事”，可能也有很多话要说——吃相见人品：这些将军级战犯，学习改造期间争抢鸡鸭鱼肉一人一盘，当了文史专员，怎么还各吃各的并为做饭炉子争得不亦乐乎？抢鸡鸭鱼肉可以理解，为占炉子而炖骆驼肉，是不是太搞笑了？老蒋有这样的手下，失败岂不是必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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